埃及吉萨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致10人死亡

在这种情况下，局部试点的传统做法完全没有意义，中国对资金向境外的流动的控制势必形同虚设。

否则，香港居民是没有能力来承担如此之高的股市市值的。在10月3-4日高低位波幅便达到1927点，或10.4%。

可以说，香港股市最近出现的震荡，基本上是国内资金流入香港而搅动的结果。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香港股市指数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飚升之路。如果国内居民大量涌入香港股市，并希望以A股化的方式在香港股市上投资，那么大家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。H股的成交量及换手率也在迅速扩张。其实，从这一个多月来，特别是近一个星期来，香港股市上涨趋势与交易结构来看，H股上涨远远超过香港当地股市上涨幅度。

二是香港市场的制度规则与国内市场是不一样的，如果国内投资者以A股的方式进入香港，那么国内投资随时都面对着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（比如香港有做空机制及没有涨跌停板制度）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展示了任由资本对劳动强食弱肉的发展，而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，资本大厦倒塌的结局。毕竟，立法动机是为了提高劳动者收益，如果牺牲一点发展换来劳动者利益的提高，也许是值得的。

所以，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，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，也应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。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。他们的第二个发现，是关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。不错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它们之间有对立的替代关系的一面，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补的。

世界银行最新的有关购买力评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即将发布，有可能将中国的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，在原来估计的基础上缩减40％——当然，这仍然远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。而干预较小的邦，发展则比较快。

我认为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那就是危机感能够催生改革。改革的精髓是很简单的，在我个人看来就是11个字——把激励搞对，让市场起作用，也就是要给个人、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，让市场运作起来。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，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的关系。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。

今天的繁荣是好事，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，不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没有危机感，就会对改革造成一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阻力。空前繁荣还带来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。比如，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到空前的水平，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财力。第一个观察，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。

50年前，这可能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，因为那时不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效率上谁胜谁负还未定，即使在市场经济中，政府在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还争论不休，高税收、严管制、国有制也曾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。部门利益也是造成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。

一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，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后比较慢。从卫生改革、金融改革、价格改革，到电信行业重组，我们都可以看到部门利益的冲突。

这就是为什么自1991年来，印度在经济改革中放松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。不仅要注重效率和发展，还要关注公平。这个研究说明，即使动机是好的——想提高劳动者收入，但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，结果是既牺牲了效率，也没有带来公平。最近的例子是三年前，银行业面临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开放所带来的危机感，所以，促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深刻改革，才有了今天的繁荣。这是因为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期，有一些新的问题，在此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观察。最近，英国经济学家贝斯利和伯格斯研究了印度1947年《劳资关系法》出台后对经济的影响，这一法律对解雇做了严格规定。

因此，我们认为下一届政府需要认真考虑，是否能够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，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。既然改革是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，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，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。

第二个例子，对劳动者保护的问题。有趣的是，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，恰好是过去制造业曾经较为发展的地区，因为那里的工会势力较大，所以，在联邦的法律上又加了一层，而几十年后，他们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滞后于过去落后的地区。

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，只有危机才能催生改革。事情可能不必这么极端。

世界各国的历史，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，都表明，这是惟一使经济发展、效率提高的道路。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，以为改革是为了发展，而发展与公平是对立的。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初步建立，与一个基于法治的、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。进入 钱颖一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经济体制改革 。

我的理解是，中央在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其明确，改革开放不能停步，不能倒退，而且要前进，因为不进则退。这也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。

当然，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，这里的关键是为了推进改革，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，以减少改革的成本。过去的体改委、体改办在某种程度上曾发挥了这样的作用，但在上一届政府中，体改办并入了发改委。

但每项改革都需要各部门间的利益协调，而这种协调的难度，如今无疑是增大了。30年前，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时，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危机感，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，开启了中国的全面改革。

但他们发现，并不是这样。第一个例子，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。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关于经济改革，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，就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、顺应时代潮流，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，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，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。我觉得危机感应该来自于我们对目前繁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。

这两位经济学家用印度各个邦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，看这一法律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结果，他们有两个主要发现。第二个观察，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。

计划经济的历史，就决定了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，给个人自由，为企业松绑。我们的后面有越南，特别是印度的追赶。

不过，从改革的角度讲，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。但是1980年后的历史已经用事实作出了结论，只有市场经济才有效率，才能发展。